随着研发重点从仿制药转向创新药，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令人兴奋的新药创制时代。事实上，2018年至2020年8月期间，44种抗肿瘤新药中有12种在中国获批。尽管大多数药物是me-too药物，但也有部分first-in-class药物(首创新药)。清华大学医学院陈晓媛教授抗癌药物、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总结了中国国内抗肿瘤药物的研发现状。(Nat Rev Drug Discov. 2020年11月5日在线-w)

　　刚从仿制药转型过来的许多初创企业选择了风险更小、发展可能更快的可行途径，即开发me-too药物，某些情况下紧随细胞疗法等先锋疗法之后。me-too药物中数量最多的是56种靶向CD19的CAR-T细胞疗法，83种EGFR或HER2靶向治疗药物和32种抗PD-1/PD-L1单抗药物(图2)。

　　First-in-class研发管线中抗癌药物，免疫治疗(IO)领域有很多“候选”药物。细胞治疗尤其突出，在first-in-class中占比为67%(150/224;图1，补充图1)。细胞治疗也占据了first-in-class药物的Top10，例如BCMA、CD22、mucin 1、CD123和GPC3(图2，补充表1)。这一创新水映了中国在全球细胞治疗研发管线中的地位，开发药物数量方面中国仅次于美国。

　　新技术为单靶点或多靶点新型创新药物的研发提供了可能性(图2，补充图2)。例如靶向PD-1/PD-L1、EGFR和HER2、靶向HER2的双特异性抗体和靶向CD19的双特异性抗体。鉴于联合治疗已是抗肿瘤治疗的基石，多靶点药物可能为肿瘤治疗带来变革。

　　在整个研发管线种用于实体瘤的药物正在研发中，其中靶向治疗占比最大(62%，补充图3)。虽然细胞疗法治疗实体肿瘤存在很大的挑战，但仍有83种用于实体瘤的细胞疗法正在研发中。在血液肿瘤中，细胞疗法占所有249种在研药物的51%。常见靶点包括公认的CD19、CD22和BCMA。

　　分析显示，在中国23种实体瘤和7种血液肿瘤中，抗肿瘤药物的数量和相应的疾病负荷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补充图4)。在中国，肺癌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负担最高，“候选”药物数量也最多，其中大部分是me-too药物。对于中国DALY负担高的部分肿瘤，例如食管癌、胃癌和肝癌，候选药物的数量低于预期，但first-in-class药物占比相对较高(补充图3、4)，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目前这些瘤种缺乏有效的靶点。

　　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驱动了中国抗肿瘤药物的研发创新，但不适当的试验设计和过度支出以及奖励不足可能不利于药物创新。未来的肿瘤试验需要适应创新的、综合的平台，使用资源优化和成本效益方法，在特定人群中检测多种候选药物的可行性。如果继续优化鼓励创新的环境，监管机构对新技术和新产品保持开放的心态抗癌药物，通过与其他国家学术界、产业界的合作，我国本土、开创性的疗法再现是可预见的。

　　补充图4 23 种实体瘤和7 种血液肿瘤在研药物数量和DALY 的相关性中国抗肿瘤创新药物研发现状与趋势 全球肿瘤快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