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广州！国内首款肿瘤基因药即将入市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达博生物的CEO田博士，（19）94年出生的！博士毕业四年就评上了副高，这放在大学，都是很少见的！我正在培养第二位博士，准备用两年时间把他带出来。”

　　辞去美国纽约高等病毒研究院资深科学家一职，归国创办广州达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二十多年来，黄文林有理想也有挫折，有骄傲也有烦恼，甚至还有被资本市场利用后的愤怒与无奈。幸运的是，一直专注于肿瘤靶向基因药物研发的他，赢得了多方的支持，也即将迎来国内首款抗肿瘤基因药获批入市的成功的曙光。

　　一路走来，黄文林深深体会到资金支持与留住高端人才之重要。面对南都的调研，他不断为青年才俊发声，希望能有更好的政策留住如田博士这样的人才，为企业创造财富。

　　黄文林20多年创业之路，其实也是中国原创生物医药研发的一个缩影。为此，南都记者还请来广州南粤基金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南粤澳德股权投资、南粤名创证券投资董事长曾金贤，作为观察团专家一起参与此次调研。

　　11月7日上午九点多，南都调研团队走进广州开发区科技企业加速器园区。在路过2021年才开馆的“中小企业能办大事”先行示范馆时，调研团看到，里边正在接待来访的宾客。从讲解员传来的解说可知，展馆首层展示的是黄埔区、广州开发区的中小企业创造的“全球之最”“全国第一”，据说这些“第一”已多次更新，未来还将见证更多中小企业的奇迹。

　　广州开发区科技企业加速器园区，“中小企业能办大事”先行示范馆外的标志性巨石。资料图

　　黄文林一手创办的广州达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下简称“达博生物”），就在斜对面的B1栋8层，与展馆遥遥相对。20多年来在肿瘤靶向基因药物研发路上“以启山林”般的筚路蓝缕，很快就将收获第一个胜利果实，这或许将是黄文林送给这个展馆的最好的呼应。

　　达博生物，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原创类新药研发公司。凭借其在创新生物药物领域的持续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等优势，达博生物于今年11月初成功入选“广州首届百家新锐企业”榜单。

　　黄文林，病毒学、肿瘤学家，博士生导师，广州达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新药评审中心审评专家，中国基因治疗协会副理事长、亚太基因暨细胞治疗协会轮值主席。

　　曾获得美国癌症协会杰出成就奖的黄文林，于2001年6月响应教育部的召唤，辞掉纽约高等病毒研究院资深科学家一职，回到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任职。这一年，黄文林留美期间的科研专利技术“人血管内皮细胞生长抑制因子的重组病毒”，也获得第十二届“中国专利金奖”。为了将这项运用生物治疗肿瘤的成果更好地转化应用，做出中国人自己的抗肿瘤新药，在广州市留学人员项目启动资金支持下，次年黄文林踏上了艰辛的创业之路。

　　经过20多年的努力，达博生物建成了1万平方米符合欧盟及美国、中国药监标准的“良好生产规范”（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GMP）及研发平台，并获评为广东省肿瘤靶向治疗新药研发企业重点实验室、广东省新型抗肿瘤疫苗工程实验室、广州市基因药物研发企业重点实验室。

　　黄文林教授在指导团队进行研发实验。他的科研团队手上掌握的多项专利技术，始终处于国内前列，达博生物也因此形成丰富的、可持续发展的产品管线。

　　截至目前，达博生物已有五款肿瘤靶向基因药物处于临床前研究及临床试验中。其中第一款新药重组人内皮抑素腺病毒（E10A）注射液已完成临床三期试验，它也是中国第一个进入临床Ⅲ期试验的基因治疗药物，有望于明年获批上市。

　　曾金贤：如果在美国，像黄教授手上的项目值十几亿美元，融资可能也会更容易一些。那黄教授为什么回来？他爱这个国家，他有情怀在！生物医药产业是一个研发周期长、投入大的特殊行业。不说黄教授研发新药花费了20多年光阴，单从临床Ⅰ期到Ⅱ期，就花了4年时间。没有情怀，没有勇气和定力、毅力是坚持不下来的。说实话，现在我们创司去找投资项目，有时同样也需要有一定的情怀，因为我们都希望中国的科技有一天能够超越，不要永远跟在美国后面跑。这些事情做起来很辛苦，但还是得有人去做。通过黄教授我们已投资了一些生物医药项目，目前投得不算很多。如果未来能碰到好的企业，我们还是会考虑的。

　　从当年手握“人血管内皮细胞生长抑制因子的重组病毒”的专利回国，到如今重组人内皮抑素腺病毒注射液等候获批上市，黄文林不仅付出了美好的人生年华，还付出了巨额资金。

　　建厂房买设备，很快就花完了从美国带回来的500万元；为了给员工发工资，不得不卖掉美国的房子救急；一度为了获得资金支持，甚至“卖身”给某上市公司，没想到却上当受骗，分文未得的同时还“沦为”资本拉升股价的“工具”。

　　如果不是这家上市公司董事长被抓，黄文林或许没有机会“赎回”自己的“孩子”；如果不是在2019年获得亿元B轮融资，达博生物或许至今也没法进入充满朝气的“青壮年”时期。

　　进入临床三期，更是“烧钱”。按规定，每一款新药在临床阶段必须选300多名临床受试者，每一名受试病例的花费都要十多万元。再加上独立的第三方全程监控，做质量监控，这样算下来，就要花费5000万元。

　　“现在已投入8000多万元，除了获得重大新药创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支持外，大部分都靠自己四处‘化缘’。”

　　重组人内皮抑素腺病毒注射液的研制，引起了《科学》杂志的关注，将其列为中国基因治疗的代表性成果。

　　据黄文林介绍，重组人内皮抑素腺病毒注射液可以在人体内外持续高效表达人内皮抑素，能显著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对头颈部恶性肿瘤，比如鼻咽癌、头颈鳞癌、腮腺癌以及其他实体肿瘤具有良好的疗效。

　　和国外的基因药物比，这款新药的最大优势还在于成本低。“外国的基因药物，一个疗程要十多万元，而这款新药只要几万元，只有外国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

　　这款新药一旦上市，将成为国内第一款抗肿瘤基因药物。但获批上市并不代表成功，只能说离成功还差“最后一公里”。这最后一公里，也即市场销售这关能否迈过去，同样也在考验着黄文林。

　　黄文林的计划是一年销售五个亿，但“不是效果好就一定能卖得出去的，我下周就要到北京去招一名销售总监”肿瘤新药。提前对市场进行布局、预备原材料进行生产等各个环节，没有哪一项不需要钱。

　　面对南都的调研，黄文林表示，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办实事的积极性都很高，但对于他们这种企业的成长，他们有时会显得较为着急一些。如何让他们认识到生物医药产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还需要一个过程。“像我们这个企业，有这么多专利，有在做临床，实际上离成功已经很近了”，黄文林说道。

　　眼下，他最希望的是资金扶持。他说，刚进来黄埔区创业时，能感受到当地政府对他们的重视，比如免三年租金、提供住房政策，每个月有车马费补贴，一把手带着银行、投资人等过来现场办公帮忙解决问题等。

　　“我们作为高新企业、独角兽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拥有不少专利等宝贵的无形资产，享受的政策还是可以的。公司现在总面积不断得到扩大，还得到黄埔区的土地支持，在知识城拿到二十亩土地，我们正在进行产业化规划建设的落实，但贷款还是存在着困难，银行授信就给一点点。就那一点点我根本都要不了。我现在发工资一个月就将近300万元。”

　　黄文林建议：“区政府能否作为一个协调人，build up（建立）区内企业的银行的信用系统？比如先按行业给企业分类，如生物类、信息类、IT类、制造类等，然后再按企业规模、产品、信誉等，综合这些指标后评定为优质的A类，包括AAA、AA、A及B类的信用等。”黄文林认为，有了政府的信用评级“背书”后，各家银行再结合它自己的信誉系统，对企业的信贷支持是否会更为到位呢？

　　在重组人内皮抑素腺病毒注射液之初，黄文林也想过，将注射液向其他实体肿瘤，如乳腺癌、肝癌、肠癌拓展。“如果再将药物试验拓展到乳腺癌、肝癌、肠癌，那花费可能是几亿元，成本太高了”。

　　巨额的资金投入，是原创生物药品研发的最大痛点。黄文林估算过，“从一开始的创新理念，到最后拿到上市批件，要耗费七亿元左右。”而资金的多少也决定着研发周期的长短。

　　“钱多的话，推进就快一点！目前最短的也需要八年，最长的像我这个搞了二十年，但还不是最长的，还有三十年的。所以做生物医药的人，要年轻，要耐得住寂寞。”

　　提及目前较热的干细胞疗法，黄文林希望调研团能帮忙建议相关部门，尽可能“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具有严格的法制的营商环境，对具有未来市场的细胞产业，要有准入标准，以避免出现劣币取代良币的恶劣市场环境”。

　　曾金贤：搞生物医药研发，并不是获得上市批文就万事大吉。我认识的一位著名科学家，他也是某知名院士的博士生导师。他研发出一种治乙肝的新药。关于这款新药的药效，我曾和做三期临床的那些医生聊过，他们说比市面上已有的效果更好。但就因为没有推广成功，研发企业正面临现金流断裂的风险。

　　据我了解，这个投资人为了这款新药的研发和临床试验，把自己手头的几个亿现金花完了。由于未能拿到投资机构的资金支持，只好卖房套现来持续研发，好在那几年北京房价一直处于快速上涨周期，据说他卖掉了北京的全部房子，加起来有十几套，最后自己只能租房子住。虽然这款新药最终获得批文可以进入市场了，但就因为市场推广不成功，这个投资人被“套住了”。

　　中国每年研发出的一类原创新药很少，那一年好像就获批了这款治乙肝的原创新药，现在“束之高阁”让人感到相当可惜。现在市面上专门投生物医药的机构，百分之七十都“消失”了，做这一行确实不容易。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新药研发的困难，需要各个层面共同努力，包括政策引导、资本市场对新药研发长周期、高风险的真正理解和长期支持、监管部门的支持等。

　　在黄文林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挂着两张大图。一张是“平台建设——2023年公司战略目标分解实施表”，一张是“项目——2023年公司战略目标分解实施表”。第一张图明显透露出达博生物的三年上市规划，目前公司正在进行股改和券商、中介签订合同阶段。第二张图是关于达博生物五款新药的研发推进计划。再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五款新药的总负责人不是黄文林，而是田烁。

　　“她是我们公司的CEO。中大生科院的博士，（19）94年出生，差一岁就30岁了。”谈起田烁，黄文林一脸骄傲。据介绍，田烁主要研究方向为肿瘤与免疫，曾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多篇《科学引文索引》（SCI）论文。毕业后第四年评上副高职称，让同行直赞“优秀”。而在黄文林的培养下，田烁已成为达博生物的接班人。还有一批博士，像翟留涛博士等，也成长为公司副总、骨干技术人员。

　　事实上，达博生物自成立以来，就始终以技术研发为核心，形成了以黄文林为首席科学家的技术研发团队。截至目前，这家只有一百多人的民营企业，就有六十人从事研发工作，其中七名是博士。今年6月，达博生物还获人社部和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成立博士后站，目前已有一名博士后入站工作。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达博生物正是凭借着有优秀科研实力的人才团队，才“撑”起了这三块“沉甸甸”的牌子。实习生 杨曦 摄

　　如何培养并留住这些人才，亦是黄文林需要上心的工作之一。黄文林说，很多博士本来就不愿意到民营企业来，因为这个平台搞不来钱做研究。如果不是开的工资还算合适，如果不是自己坚持建成比美国还先进的实验室，如果不是他有带团队搞课题研发的能力，估计他也要不来这些“博士军团”。

　　“这个产业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员流动和资金这两个问题”。黄文林说，真正的人才，是一个企业的核心。“我为什么敢把CEO给田博士做，就是因为她能够把握住方向。创新的企业里如果没有博士团队，是很难搞的，这里边涉及科研理解力的问题。顶尖的人才，是可以在创新中心帮助产品落地。就我一个，肯定带不动整个企业”。

　　在黄文林看来，人才引进来后，如何留住他们更重要。目前，广州各区均出台了人才补助政策。如新入户黄埔的，工作满一年的博士人才，奖励5万元。新入户南沙区的博士，则发放6万元/人的住房补贴。深圳的力度相对较大。据去年3月出台的《深圳市新引进博士人才生活补贴工作实施办法》，对于新引进的博士人才，生活补贴标准为100000元/人，分两次审核发放，首发金额为补贴标准的30%。

　　但黄文林认为，这些补助并不足以留住人才。据他所了解，这个行业博士的月薪四五万元算少的了。黄文林认为，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必然需要高学历人才冲锋在前。而高学历高收入带来的高税收问题，是值得研究和重视的。人才补助好比新婚夫妇结婚的礼金，过了蜜月期后如何帮助他们建设兴旺发达的一个个“小家”，保证人才团队“不散伙”更为重要。黄文林认为，工资待遇的税收优惠或可解决一定的问题，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不妨考虑这一点。

　　曾金贤：我们公司现在也把生物医药作为投资的主导方向之一，自然就会想去招类似的人才。毫不避讳地说，收入是决定能否招到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别说博士，我们和中国科学院的硕士谈年薪时，原来谈好的市场价，到了人力资源部那里因为节约人力成本的缘故，和对方谈价时降了人家十万元，后来马上就跳到别的公司去了。作为政府投资机构、一家国企，我们同样会碰到这个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