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试验招募新药研发有多难?九死一生! 睿见2021肿瘤新药
2020年医药医药健康在资本市场很火,2021年是否会延续这一趋势?在医药健康领域,我们有什么可以重点关注的?
·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的医保集采,相当于是对“蛋糕”进行重新分配,以鼓励创新,也是一个良币驱逐劣币的过程。
· 一款创新药,肿瘤新药平均研发时间是12年-15年,平均资金投入是15亿-20亿元人民币。
· 新药研发有风险,特别是first in class,风险非常高,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 2021年医药健康产业仍然会保持火热的发展态势,更多的投资机构、资金会流入医疗健康领域。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这个让全球各国头疼的狡猾病毒,却意外让生物医药逆势起飞。尽管如此,生物医药企业——诺诚健华-B(几乎在疫情最严重时期开始了上市招股。诺诚健华由著名生物学家施一公和拥有20年新药开发及企业管理经验的崔霁松女士联合创建,专注恶性肿瘤及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领域的一类新药研制。这一时期上市,诺诚建华能够享受疫情带来的市场红利十分有限,上市过程亦是百转千回。
“大家认为一个生物医药的初创企业,没有盈利,也没有面见投资者,谁也没有信心能否成功上市。但是如果推迟上市,之前的很多工作可能付诸东流,也不知疫情什么时候能够控制。”诺诚健华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崔霁松在接受《财经》新媒体记者采访时说。
不过,登陆资本市场9个月后,诺诚健华所研发的BTK抑制剂——奥布替尼获批上市,成为治疗复发/难治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LL)以及复发/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MCL)的又一款创新药。
“新药研发有风险,特别是first in class,风险非常高,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崔霁松在回忆研发奥布替尼过程的时候对记者感慨。她提到,一般来说,一款创新药的平均研发时间是12年-15年,平均资金投入是15亿-20亿元人民币,周期长、耗资重的主要原因在于研发中的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失败,甚至上市后依然可能出现安全性问题。
不过,作为投资人,北京昌平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昌发展”)董事、总经理王颖对《财经》新媒体表示,层出不穷的精准医疗技术正在加快新药研发的进程,比如AI技术,新的基因组学、单细胞组学技术等,他们能够提高靶点发现和候选化合物的筛选效率,更快地寻找标的物。
癌症是人类的公敌,抗癌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中国,癌症病人5年存活率仅约40%,而这一数字在美国约为70%。崔霁松认为,未来需要更多企业、机构等联合起来,各尽所长,共同对抗癌症。
放眼更为广阔的医疗板块,新的一年是否能延续去年的火热?王颖谈到,医药健康产业仍然会保持这一态势,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生命健康的重要性,这将促进更多的投资机构、资金关注这一领域。“医药健康产业虽然有一些泡沫,但最终大浪淘沙,优秀的企业、机构一定会发展起来”,她说。
《财经》新媒体:为什么国内外创新药研发如此缓慢?它的研发过程需要哪些步骤?需要企业投入多少资金?
崔霁松:一款创新药,平均研发时间是12年-15年,平均资金投入是15亿-20亿元人民币。
为什么那么贵?主要是新药研发过程中的失败率高,而且在临床前各个阶段都有可能失败。首先,企业需要从数万个化合物中找到能够进入临床的几个,而且在临床一期、二期、三期,甚至上市之后,都有可能失败。
主要的失败点在哪呢?第一,靶点选择。靶点失败是一个很昂贵的失败,历史上有很多不成药的靶点,整个行业为此花了很多钱,但是他们就是不能成药。
第二,临床阶段的失败,尤其是临床三期的失败。一个规模较大的临床三期需要花费上亿美元,但这一个失败便将前面的一切努力归零。有的药甚至上市后一两年仍可能存在安全性问题,这个失败就更大了。
崔霁松:BTK抑制剂在B细胞淋巴瘤中起很大作用,它能够抑制B细胞增殖与分化,进而抑制肿瘤,这个概念我们是明确的。对于B细胞淋巴瘤,BTK靶点的成药性已被证明,只要找到一个最优的化合物,就能研发出最好的药。
我们用5年时间把奥布替尼做出来,是因为我们坚信BTK是一个很好的靶点,同时我们选了一个很好的化合物,而后在临床阶段全力推进。对于复发难治的B细胞淋巴瘤,BTK抑制剂是革命性的药物,同时,这种药在中国及全球需求量很大。
BTK抑制剂——奥布替尼创造了一个成功的例子,但它并不代表每个创新药物都能在5年做出来。诺诚健华目前的药物全部是自主研发的,产品线上十几个产品,其中有一些产品的靶点,我们确信能够成药,但有30%的靶点完全新的,first in class。事实上,即使某个药品在临床上没有呈现想要的结果,我们觉得也非常正常。新药研发有风险,特别是first in class,风险非常高,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首先,奥布替尼的选择性非常好,它只抑制BTK,不抑制其他激酶。我们知道此前的BTK抑制剂,由于脱靶效应而引起包括心脏、肠胃等方面的副作用,这些毒副作用和BTK靶点本身的抑制没有关系,我们很早就确信奥布替尼在临床上将有很好的安全性。
很多人认为,治疗肿瘤需要多靶点,药物抑制的靶点越多,效果越好。奥布替尼最初的目标是针对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和多发性硬化症,而肿瘤不是我们当时的第一选择。后来大家认为,这么好的药,应该也用来治疗肿瘤。当时我们也有一定质疑:选择性如此强是否药效优异?是不是抑制单一靶点也能够有效抑制肿瘤?
奥布替尼刚给药淋巴瘤患者时,我们提心吊胆。当时,第一例临床病人淋巴瘤已经转移到了肠道,每天便血,消瘦很快。这个病人吃了我们的药后,第3天便血基本停止,到第5天便血症状已经消失,那个时候我们欣喜若狂,感到奥布替尼真的能够成为好药!
科学有很多未知,之前我们对奥布替尼的安全性是非常确定的。由于靶点专一性高,我们对它抑制肿瘤的有效性并不十分确定。其实,在临床前我们和和几家公司聊过,都说这个治疗肿瘤可能不行,肿瘤是靶点越多越好,我们自己也半信半疑。我们知道BTK对自身免疫性疾病非常重要,但在临床上,它证明了单一靶点的药效很好。那时候,我们觉得科学驱动创新中,科学基础对于研发创新药是非常重要的。
《财经》新媒体:从一个投资人的角度看,投资机构更关注新药研发的哪些方面?
王颖:新的技术层出不断地出现,他们也在加速新药的研发进程,比如AI技术,这一技术的使用,对于靶点的寻找、化合物的筛选,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另外,比如一些新的基因组学、单细胞组学技术,面对遗传性、传染性的疾病,能够高效的找到开发标的。
还有一些临床前的动物实验,从原来小鼠到现在,也在拓展一些非人灵长类的动物模型的实验平台。还有,肿瘤标志物的筛选、伴随诊断等,越来越多精准医疗技术,也在加快新药研发的进程。
从投资的角度,我觉得我们要相信团队,要给予团队充分的信任和足够的耐心。企业的科学性要非常扎实,团队执行力要非常强,再加上企业拥有发自内心要通过创新去治疗疾病,改善人类生命健康的愿景,这些因素之下,投资人也要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投后增值服务,帮助企业链接一些核心的资源,分担解决一些非核心业务。
《财经》新媒体:在抗癌药研发上,全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商业化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挑战?
崔霁松:肿瘤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我们可以看到,肿瘤造成的死亡数字远远超过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数字,除了个别肿瘤治愈效果比较好,总的来说,目前肿瘤治疗仍然不尽人意。最新数据显示,我国肿瘤病人5年生存率只有约40%。在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肿瘤病人5年生存率约为70%。
肿瘤的最大特点就是变异性强、恶性程度高,针对恶性肿瘤用一款药后,它可能很快就会变异,所以治疗肿瘤需要各种各样的手段综合治疗。但现在的医疗技术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真正把肿瘤疾病彻底治愈,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特点,有的企业小分子靶向药很厉害,有的企业大分子比较厉害,有的可能是平台、技术比较强,我觉得大家要一起合作,联合对抗这个疾病,找到最佳的治疗方式。
王颖:投资机构、政府也可以帮助抗癌新药的研发。第一,在科学研发投入上,不同层级的政府,需要支持重大的科学研究课题,长期的研发投入,保证集聚全球范围内优秀的科学家,组成交叉学科融合的科研机制,这是人类攻克癌症疾病的核心;第二,随着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药物进入临床阶段,这对于中国的临床能力也提出了一个更高的挑战。以前我们做仿制药,实际上临床环节是很简单的。但要研发新药,我国的整个临床研究能力必须要跟上;第三,国际交流方面,政府要提供更多的包括协会、联盟、外交等方式,帮助中国的企业和跨国公司进行技术引进或市场推广。
《财经》新媒体:正好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诺诚健华上市了,当时是怎样的情形?
崔霁松:从2019年夏天开始,诺诚健华就开始筹备上市。2020年初,公司做了6轮全球路演。1月末,诺诚健华通过了港交所聆讯,但当真正准备招股的时候,疫情就来了。
到底怎么办?我们开了多次紧急会议,大家认为一个生物医药的初创企业,没有盈利,招股中不去面见投资者,谁也没有信心能成功上市。但是如果推迟上市,之前的很多工作,包括财务、法务、尽调等可能付诸东流,而且我们也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能够控制住。经过反复讨论,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大胆地走出这一步。
当时不只是疫情肆虐,还有油价下跌、中美关系趋紧、美股4次熔断,我们招股的时候,几乎是在市场融资环境最差的几天,但是非常出乎意料的是,在招股的第一天就好几倍的资金融了上来。一般情况下路演都是7-8天,但我们只做了3天半时间。我们上市的时候吸引了大量长线基金和机构投资者,香港公开发售超额认购近300倍。
王颖:说到医药健康,尤其是创新药,很多人认为研发周期长,担心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其实我们在选择赛道的时候,也有一些投资准则和偏好。
第一,科学的、前沿的和商业的价值,是能获得长期价值的基础;第二,创始人的开放性、国际化和包容性非常重要。一个创新药从头到尾,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创始人需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凝聚更多优秀的人才,形成组织合力特别强大的团队;第三,团队执行力非常重要,现在对新药研发的速度要求是很快的,不管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要想抢占先机和市场份额,必须要有决断力和强大的执行力。团队是否能在研发、商业化、资本运作等不同阶段扎实推进,都有赖于具有强大执行力来实现。
《财经》新媒体:过去一年,医保谈判引发了热议,有行业人士认为,在当下的医药市场环境下,进没进医保对企业来说有着生死存亡的作用,二位觉得进不进医保对企业有什么影响?
崔霁松:药品进入医保,首先要进行价格谈判,国家更多会考虑药品进医保对于医保基金大盘子的影响。我国现在商业化医保越来越多,我想未来几年商保会成为国家医保下的重要补充,这对于创新药快速进入市场来说非常重要。
王颖:我觉得医保控费和鼓励新药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的医保集采,相当于是对“蛋糕”进行重新分配,通过对资源的重新分配以鼓励创新,也是一个良币驱逐劣币的过程。药品进入医保目录,通过集采实现以价换量,这对于创新药提高销售份额,加快销售速度,得到医保的支付体系支撑,是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促进作用的。
另外确实需要从国家层面建立更加健全的支付体系,去实现付费方式的变革。医保未来也不排除“按医疗价值付费”等方式的变革,已经在推进试点实行,当然这也需要国家更高层面的系统统筹,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势在必行的方向。
《财经》新媒体:如今,诺诚健华研发的奥布替尼已经获批上市了,这个药未来是否有可能进医保?抗癌药是如何定价的?
崔霁松:事实上,2020年人们更多的关注点在于PD-1抑制剂进医保,对于其他抗癌药物进医保后的价钱,医保局依然考虑了对创新企业的支持。
《财经》新媒体:王总,您也关注医药健康、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点等,在这几个行业有什么独特的视角吗?
第一,后疫情时代,数字化、无人化、物联网化趋势更明显了。比如,医疗健康领域中的AI诊断、远程诊疗等。随着分级诊疗和基层医疗的发展,肿瘤新药人工智能、大数据、新技术在医疗领域将有更多应用场景和发展机会。
第二,供应链、产业体系的完善和健全愈发重要。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疫情却阻断了供应链上的一些环节,这让各个国家意识到工业回流的重要性。中国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但在一些核心环节,比如说上游的、核心的技术原料,还存在一些卡脖子环节,下一步中国需要通过自主创新实现突破,而这些突破将成为未来投资的热点。
第三,中国疫情控制成效显著,这为很多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市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口,国际市场上对中国本土品牌的认知也得到了很大提升。我认为,中国企业出海迎来了一个很好的机遇。
在医疗健康领域,我们将更多关注创新药,尤其是能够跟国际一流水平比肩的创新、创业项目;其次,我们将关注高端医疗器械和耗材的进口替代方面,如微创手术涉及到的器械和耗材,未来消费升级相关的生物材料,精准诊断领域的化学发光、分子诊断等新技术,以及分级诊疗相关的POCT、AI医疗等。
第四,我们将关注如CRO、CMO等外包服务业。国内创新型企业的研发需求,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规模和增速是非常可观的。
我们将通过耐心的资本支持和办公空间、人才引进、生态链接等差异化投后增值服务,为企业营造更好的产业生态发展环境。
《财经》新媒体:2020年医药医药健康在资本市场很火,2021年是否会延续这一趋势?在医药健康领域,我们有什么可以重点关注的?
崔霁松:我认为在短期内,生物医药在资本市场上依然是起起伏伏,但长期来说,尤其是在中国未来5年-10年里,生物医药将迎来黄金时代。因为我国有大量医疗需求,人们也逐渐认识到生物医药的重要性。目前我们的创新还是一个起步阶段,远远没有达到顶峰。诺诚健华未来还会有一系列的产品,包括针对血液瘤、实体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产品。我们每年会有一两种药进到临床并投放市场,惠及病人。
王颖:我觉得2021年医药健康产业仍然会保持一个火热的发展态势,越多的投资机构、资金会流入医疗健康领域。医疗健康是昌发展非常重要的投资板块,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母基金规模已经超过100亿,覆盖了全国200多个项目。2020年我们发起了自己的第一支医药健康的早中期直投基金,2021年还会继续做一个综合性、偏中后期的直投基金,同时也会继续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本,把母基金群体系进一步做大。
除了基金以外,我们也会进一步打造公共技术平台,以及产业化园区的建设。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医药健康产业虽然有一些泡沫,但最终大浪淘沙,优秀的投顾机构一定会发展起来的。临床试验招募新药研发有多难?九死一生! 睿见2021肿瘤新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