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0日，国家药监局等8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国家药品安全及促进高质量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我国“十四五”期间药品安全及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发展目标，并制定出10个方面主要任务。

　　“十三五”时期，我国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逐步完善，药品质量和品种数量稳步提升，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持续增强。但《规划》也指出，我国医药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可及性仍需进一步提高，全生命周期监管工作仍需完善等问题。

　　对此，《规划》明确提出，“十四五”期末，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监管环境更加优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持续深化，批准一批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加快有临床价值的创新药上市，在中国申请的全球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尽快在境内上市，制修订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标准2650项（个），新增指导原则480个。

　　在创新药方面，近年来受药政改革助推，我国医药创新陆续进入收获期。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2021年国家药监局共批准76个新药（不包含新适应症、疫苗），这其中除37个进口新药、12个中药创新药外，国产创新药达27个，创近3年来新高。此外，还有7款国产创新疫苗产品获批上市，包括3款新冠疫苗。

　　这些新药主要涉及肿瘤、自身免疫系统、病毒和感染等疾病用药。其中有不少“中国新”甚至“全球新”的创新产品，如国产首个新冠中和抗体联合疗法、国内首个CAR-T细胞疗法产品、国产首个抗体偶联药物(ADC)新药等。

　　尽管目前我国国产创新药药获批数量逐年上升，但大多企业研发药物仍以热门靶点为主，我国创新药行业仍面临着原始创新不足、热门靶点竞争集中等问题。

　　礼来中国高级副总裁、礼来药物发展及医学事务中心负责人王莉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药物研发必须秉承以临床需求为出发点，以为患者提供临床价值为目的。其中，加强基础研究和转化医学能力，提升“源头创新”的比例是关键。

　　“中国医药行业这1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创新药不受待见到现在药企一窝蜂做创新药。并不仅仅是因为大家意识提高了，而是加上销售环境、医保环境和审批环境的综合作用结果。”亿一生物首席执行官刘巨波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政策对中国医药行业的发展影响巨大。

　　《规划》显示，“十三五”期间全生命周期监管不断强化。建立完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医疗器械注册人等制度，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各环节的药品安全主体责任。改革和完善疫苗管理体制，加强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监管。加强临床试验规范管理，建立临床试验机构备案管理平台。全面强化现场检查和监督抽检，深入开展中药饮片专项整治，医疗器械“清网”、化妆品“线上净网线下清源”等专项行动。完善药品不良反应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报告机制。

　　另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也持续深化。建立完善药品加快上市注册程序，不断健全适应症团队审评、项目管理人、技术争议解决、审评信息公开等制度。审评通过674件新药上市申请，其中含51个创新药；审评通过39个临床急需药品上市申请。扎实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公布参比制剂目录3963个品规，通过一致性评价申请964件278个品种。实施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批准109个创新医疗器械、35个临床急需医疗器械上市。进口普通化妆品由审批管理调整为备案管理，化妆品新原料由统一注册管理改为仅对具有较高风险的新原料实行注册管理，特殊化妆品行政许可延续实施承诺制审批，审评审批时限由115个工作日压缩为15个工作日。

　　近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毕井泉在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论坛2021上指出，一系列利好政策有利于鼓励药品创新，提高药品和医疗器械审批效率，激发生物医药投资积极性。

　　另外，毕井泉也表示，香港证券市场和内地科创板对未盈利企业的开放，使诸多未盈利生物医药公司的上市成为可能，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增添了强大动力。

　　国盛证券也指出，政策推动，叠加科创板、注册制等助力，创新药赛道资本蜂拥，相关创新药企业融资加速，我国创新药投资进入大风口时代。目前，国产创新药陆续进入收获期，未来几年将看到更多重磅创新产品在国内陆续获批上市。

　　近年来，在相关利好因素助推下，我国国产创新药陆续进入收获期。西南证券研报分析指出，我国创新药领域处于从仿创到全新的过渡阶段，把握掘金机会。

　　我国创新药临床申报与获批数量快速增长。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2020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0年，药审中心完成新药临床试验（IND）申请审评1561件，较2019年增长55.94%；另外，完成新药上市申请（NDA）审评289件。

　　在适应症方面，近两年获批或报产一类新药以抗肿瘤药为主。据中国银河证券统计数据，按治疗领域分类来看，目前134个已获批或进入报产阶段的一类创新药中，抗肿瘤药最多（61个，占比45.5%），其次为抗感染用药（23个，占比17.2%），神经系统用药和血液系统用药并列第三位（分别为10个，占比7.5%）。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周思源也指出，近两年，创新药获批数量快速提升，创新药开始了量变的过程。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初步统计，2021年国家药监局共批准76个新药（不包含新适应症、疫苗），这其中除37个进口新药、12个中药创新药外，国产创新药达27个，创近3年来新高。2020年获批创新药有14款，2019年则为16款。而在总量上也远超2020年的48个。此外，还有7款国产疫苗创新产品获批上市，其中3款为新冠疫苗，分别为北京科兴中维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Vero细胞）、国药中生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Vero细胞）和康希诺的重组新冠病毒疫苗（5型腺病毒载体），其他4款产品为智飞生物的母牛分枝杆菌疫苗、科兴生物的Sabin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北京民海生物的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及康希诺四价结合疫苗。

　　从企业层面来看，百济神州、基石药业、荣昌生物、恒瑞医药、亚盛医药、微芯生物、真实生物等多家国内药企自主研发的药品获批上市。其中，百济神州、基石药业、荣昌生物分别有两个创新药产品获批。特别是2021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恒瑞医药两款新药同时获批，分别是1类创新药羟乙磺酸达尔西利片（商品名：艾瑞康）、1类新药脯氨酸恒格列净片（商品名：瑞沁）。

　　创新药获批背后是高额的研发投入。以百济神州为例，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百济神州研发费用分别为45.97亿元、65.88亿元、89.43亿元。

　　目前，百济神州已经推动了11款候选药物进入临床，其中BTK抑制剂泽布替尼、PD-1抗体药物替雷利珠单抗，以及PARP抑制剂帕米帕利3款产品均已经上市。公司招股书显示，截至2021年11月4日，除商业化阶段药物及已申报候选药物外，公司有36款候选药物处于临床在研阶段，并正在开展超过50项临床前研究项目，包括具备First-in-class潜力的HPK1抑制剂。

　　王莉指出，其实，对于临床价值高、研发难度大的新药，政府应给予相应的支付体系设计价格保障，这样才能鼓励创新企业挑战现状，投身到全新的创新药物研发中。另外，也应当建立适应创新药发展的市场准入机制，即充分考虑创新药的临床价值，确定创新药价格。

　　尽管目前我国国产创新药获批数量逐年上升，但大多企业研发药物仍以热门靶点为主，我国创新药行业仍面临着原始创新不足、热门靶点竞争集中等问题。

　　王莉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目前中国药物研发存在同质化竞争严重的问题。“目前中国新药研发的特点是，me too、me follow为主的研究远远多过first in class或best in class类型的研究。研究靶点的选择也非常集中，主要集中在国际上已经非常热门的数个靶点，这样就非常容易同类药物的重复研究。”

　　11月10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发布的《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现状年度报告（2020年）》显示，目前国内新药临床试验扎堆现象严重，其中，PD-1单抗项目的“内卷”现象最为突出。

　　据统计，临床试验数量最多的前10位靶点也主要集中在为PD-1、VEGFR等。其中PD-1靶点的临床试验的数量将近100项；VEGFR、PD-L1等靶点的品种开展的临床试验均超过60多项。

　　究其原因，实际上，在人类细胞当中容易成药的靶点只占了15%，这些靶点在过去上百年当中做得差不多了，现在剩下的80%的靶点都是难成药的靶点。另外，我国新药创制的基础研究积累相对薄弱，对应用基础研究布局不足，新靶点、新机制和新方法等基础研究成果缺乏。

　　因此，这就导致了审批资源和临床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以PD-1单抗为例。数据显示，截至2021上半年，PD-1受理276件，申报企业42个，最多的一家企业申请了59个受理号；PD-L1单抗受理148件，新药资讯申报企业29个，最多的一家企业申请了61个受理号。随着2021年两款国产PD-1产品获批上市，目前国内市场进口和国产PD-1产品数已达10款。

　　针对这一现象，7月2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发布了《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提出“新药研发应以为患者提供更优的治疗选择为最高目标，当选择非最优的治疗作为对照时，即使临床试验达到预设研究目标，也无法说明试验药物可满足临床中患者的实际需要，或无法证明该药物对患者的价值。”

　　《指导原则》对抗肿瘤药的研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加大药企新药开发的难度，打击“伪创新”。此次《指导原则》或能够降温“me too”创新药行业。王莉表示，对于药企而言，其做药物研发时必须秉承以临床需求为出发点，以为患者提供临床价值为目的。

　　那么，创新药企应如何“破局”？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我国要大力加强相关的基础研究，同时要在不断完善创新技术链和创新的生态环境方面下功夫。“新药研究是一个完整的技术链，涉及众多环节，需要多方配合，形成创新的生态环境。”

　　其实，研发原创新药的源头在于理论创新和突破，这需要长期而扎实的基础研究积累，一旦在某一疾病发病机制方面取得理论突破，将产生一批具有重要临床应用价值的原创新药。例如免疫检查点基础研究的突破，引发了肿瘤免疫治疗和细胞治疗的浪潮，PD-1／PDL-1抗体和CAR-T细胞治疗，挽救了无数晚期肿瘤患者的生命。

　　但从发现到新药批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成本巨大、风险极高。因此，毕井泉提出，创新药高风险应有高回报。“如果承担高风险，不能有相应的高回报，就不会有人愿意从事新的生物医药研发；对于高失败率的产业，应该允许企业一旦成功，能有高额盈利，这样才能激发企业们创新的积极性”。

　　针对创新生态环境的构建，中国药科大学NDPE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教授邵蓉指出，创新生态系统需要具备三大要素，分别为良性协同、循环、发展。我国医药行业可持续发展需从医药制度顶层设计开始，构建可持续的创新生态系统，促进创新主体充满活力，积极进入全球产业链。未来五年，创新药将会面对基础研究、临床研究、监管审批和支付等瓶颈。

　　RDPAC执行总裁康韦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得益于整个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国的医药创新生态圈初步建立，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国家药监局出台加快药品审评审批制度，能让患者快速用到药，解决了“快”的问题；其次，创新支付等手段缓解了能否用得起、用得到的问题。

　　另外，“出海”也是我国创新药企重要出路。实际上，中国企业的竞争对手已经不仅仅是中国制药企业，而是跟全球竞争。刘巨波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国市场和美国等国际市场需求差别已经很小，若仅定位于中国市场，投入不会减少很多，但是收入会大幅降低，与定位全球市场的投入回报率相差巨大，尤其在创新药领域。

　　百济神州便是我国创新药企出海成功的典型案例。自成立之初，其主要聚焦自主研发的发展道路。为更好地开发和商业化产品，百济先后与安进、诺华等公司达成战略合作。百济自主研发的BTK抑制剂泽布替尼在美国获得FDA批准上市，实现了中国本土抗癌新药出海“零的突破”。2021年国家药监局批准新药76个中国创新药上市再迎“加速度”—新药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