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六，周清的“网络诊间”都会如约开放，接受全国各地肿瘤患者的线上问诊。去机场的路上、坐高铁的途中，不论多忙，她总会抽出时间来接诊，这个与患者的“周六约定”几乎从不间断。

　　在恶性肿瘤研究与临床一线年，周清见证、参与了恶性肿瘤治疗从无差别化疗走向精准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的发展过程，与团队不断攻克肿瘤研究治疗领域一个个新问题癌症资讯、新挑战：“肿瘤学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专业，我一直跟学生讲‘与癌斗其乐无穷’。”

　　回归自身，周清成功将自己最爱的两个职业——医生、教师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一边救死扶伤，一边教书育人。2018年，周清成为省政协第十二届委员，2023年又成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走上委员通道，为加快推进规范化分级诊疗制度发声：“希望患者在县级医疗机构就能接受与省级医院同质化的治疗，让恶性肿瘤真正成为能在‘家门口’诊治的慢性病。”

　　南方日报：从事肺癌研究、临床20年，您亲历肺癌治疗领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周清：我于2003年在中山大学读博士，2006年到广东省人民医院工作，也是从2003年起，跟随吴一龙教授团队参与创建广东省肺癌研究所，到现在刚好20周年。这20年，我亲身经历了从化疗时代走向精准靶向治疗。

　　最开始接触肺癌的时候，晚期肺癌的治疗就是化疗。那时候很流行一句话：做晚期肿瘤患者的医生是没有朋友的。因为患者从确诊到生命结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这个过程也非常辛苦。患者和家属在短时间内经历那么多痛苦，自然也不想和医生做朋友。

　　2004年，世界上第一个肺癌领域的靶向驱动基因EGFR突变被发现，我的老师吴一龙教授当时看到这个消息，敏锐地意识到这很可能是肺癌诊疗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便让我们几个在读的博士生把研究方向全部转到肺癌的靶向研究上来，我们首次报道了中国肺癌患者EGFR突变率以及跟靶向治疗的相关性，肺癌的治疗从那时起逐渐从所有人来了都做一样的治疗，变成个体化的、量体裁衣式的治疗。

　　周清：我在上课时经常跟学生讲一个经典的故事，那是刚刚进入21世纪后，诞生了第一个肺癌靶向药吉非替尼。那时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用，以为跟化疗一样，所有人都可以用。吉非替尼在Ⅱ期临床试验中展示了很好的疗效，在完成Ⅱ期临床试验后就快速在美国、日本上市了。但在大型Ⅲ期临床试验与安慰剂作对照研究的时候，发现吉非替尼和安慰剂的疗效是一样的。

　　Ⅲ期临床试验结果一公布，这个“神奇的药片”被拉下神坛。然而，当时已经积累了相当多临床使用经验的中国专家不甘心看到这个在多名患者中创造过神奇疗效的药物就这么退出历史舞台。于是，中国专家牵头开展了泛亚太地区多中心临床研究——IPASS研究。

　　当时吴一龙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Tony Mok教授牵头，联合多位亚洲专家，选择了我们认为吉非替尼可能最有效的人群，比如亚洲人、腺癌和不抽烟的患者，把他们集中起来开展IPASS研究，并和化疗的效果进行直接对照。

　　结果显示，吉非替尼在基因检测到EGFR突变的人群中，有效率可以高达70%—80%以上，如果没有EGFR突变，有效率就跌至1%。因为这个发现，IPASS研究结果在2009年登上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也第一次让人们感受到了精准医学的魅力和强大，后来这一研究被称为整个肺癌史上甚至肿瘤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现在大家提到精准医学的起点，都会说起源于IPASS。大家都知道新的靶向药，一定要找到特定的人群。新药的研发速度也变得很快，中国现在每年上市的新药至少有三五个，甚至七八个。

　　周清：每次进步也会带来新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耐药。一代靶向药有一年左右的耐药期，后来有二代药、三代药，都是在不断克服新的耐药问题。

　　2011年至今，我的5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题目中都有“EGFR突变”这几个字，我们不断研究EGFR突变当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怎么检测耐药发生癌症资讯，怎么克服耐药、耐药后的策略、耐药后能否从中有新的获益等新问题。

　　进入时代后，免疫治疗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惊喜，我开始真正相信肺癌是有“治愈”这个概念的。大概有15%左右的患者可以实现把药停下来后，长期处于无瘤状态或跟肿瘤完全稳定的共存状态。

　　虽然治愈率还不是很高，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好的研发方向，如何把除了药以外的患者自身免疫系统调动起来，才是未来更好地治愈肿瘤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正在做的方向。

　　周清：现在患者的生存期越来越长让恶性肿瘤成为能在 “家门口”诊治的慢性病，朋友肯定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常说医生和患者是共同的舞伴，与癌共舞的过程需要医生和患者密切配合。

　　现在已经有2个患者的微信群了，我是群主，有几个热心的患者做管理员。通过微信群，一方面希望可以向患者传递正能量，让患者互帮互助；另一方面也是对外宣传的窗口，让大家了解最新的肺癌研究进展、医院开设的特色服务等信息。

　　除了微信群，我们还开通线上图文问诊、购药、开单检查等服务，完善医院的设施设备和就医流程，最大限度地为患者提供便利、减少他们等待的时间。比如，每周六我开线上图文问诊，开一天能回答20个左右的问题。有些比较小的问题线上就能解决，较复杂的需要当面沟通，也有线上加号功能，患者可以顺利拿到加号，避免白跑。

　　南方日报：作为全国和省政协委员，您在多个场合提到，希望让恶性肿瘤成为能在“家门口”诊治的慢性病，为什么选择它作为您的履职重点？

　　周清：2016年起，我参与编写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原发性肺癌诊疗指南》，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目的是把规范化的诊疗方法推广出去。

　　2023年初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我讲到要让恶性肿瘤成为能在“家门口”诊治的慢性病，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慢性病”，另一个是“家门口”。患者不是要来到广东省人民医院治疗才能够让癌症成为慢性病，而是在“家门口”诊治就可以让癌症成为慢性病。

　　在这个目标驱动下，2023年7月我们公布了首部《中国县域肺癌临床诊疗路径》，希望让患者在县级医疗机构能够实现跟省级医院同质化的治疗。在分级诊疗的基础上，常规的治疗、随访、康复都可以在县域，疑难复杂的再转诊到大医院。我们也牵头跨省成立了广东省人民医院肿瘤专科联盟，通过医联体、信息化的方式推动联盟内医院实现同质化诊疗。

　　人民政协是一个影响力特别大的平台，我们想做的事情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效果一下子放大了，今年国家卫健委推出了“千县工程”，省卫健委也出台系列政策文件，通过各种方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口号变成实实在在落地的措施。

　　周清：我的家里人都是老师。我当时想着家里只有老师这个职业，于是我成为了医生。我选择肿瘤学，是因为癌症一直是人类面临的非常大的疾病，肿瘤学要不断挑战新问题，在取得一点点的进步时，又面临新问题，整个肿瘤学的发展史，都是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斗争中进步的，这个过程非常有成就感。

　　我也很热爱老师这个职业。在我的日常工作中，医生和老师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我每天一边看门诊查房，一边给学生讲课，随时随地都在当老师。我给本科生讲《内科学》中的肺癌这章内容，虽然只有2节课，但每次下课后，学生都很积极地和我交流。在给研究生讲的《临床科研方法》课上，我让他们对医学、对肿瘤学、对肺癌、对临床科研更有兴趣了。我觉得很开心，如果有一天我不当医生了，也希望能当老师，把我的经验教给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