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药物下架，官司缠身；另一方面是投资加大，市场反弹。万络召回事件引发一系列看似矛盾的连锁效应。这些效应背后，是全球药物市场利润实现模式的深刻变化。召回并不意味着一种药物被终结，市场的攻守换位无止无休，药物临床试验将贯穿于这种对峙的始终，并成为胜负存亡的关键。在这样一个“无限临床”的时代中，自主创新的空间不断削减，后续开发能力以及不良反应处理能力，将在市场竞争中扮演更具决定性的角色。 为了保证药物的安全和有效，一种药物从实验室到上市要经历漫长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四期临床”（临床试验、疗效及不良反应监测）。绝大多数经过动物实验的药物甚至永远没有机会到达人体试验和FDA审查的阶段。即便这样，临床试验仍主要局限在“前上市阶段”，集中于研发上游。新药研发过程极其复杂，在供选择的5000~10,000个化合物中，经过长达十几年的试验，最终成功的只有一个；而且各国对药品审批日益严格，审批周期不断延长，要求参与临床试验人数增加，研发成本增长。而新药上市后并不见得都有良好的销售前景，一般只有30%能带来收益。研发成本高、风险大、市场回报率低令各跨国制药公司面临巨大压力。 对跨国制药集团而言，对于已获证明的显效药物进行持续开发升级，是确保利润实现的最安全手段。COX-2抑制类药物显然是这类药物的最好代表。作为新一类消炎和抗风湿病药物，COX-2抑制类继承了传统非甾体抗炎药抗炎镇痛的确切疗效，而对人体胃肠道等无太大的副作用。但也有研究数据显示，患者开始服用万络后的前18个月，心血管事件（如心肌梗死和中风）的发生几率与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组患者没有明显差别；连续服用18个月后，心血管事件有增加的危险。这种临床研究结论的矛盾性具有辩证色彩，可让人做出“是药三分毒”的结论，但没有实际意义。对于市场而言，药、毒之间是一种选择的关系，丹尼尔?伯奇的话说得不错，“对于长期忍受疼痛的病人而言，药物的威胁实际上远没有媒体渲染的那样严重”。COX-2抑制类药物因无以往环氧化酶抑制剂对胃肠的不良反应，而颇受临床医生的欢迎，销售增长迅速。“大量COX-2抑制剂类药物撤市”的结局之一是病人可能因此贻误治疗。进一步的不良反映症状研究和修正，无论是在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上，都比完全推倒了重来更可行。万络召回，25亿美元的巨大市场成为线抑制类药物的安全性问题，打消人们对其副作用的疑虑，虽然难度很大，但却是第一选择。因此虽有万络落马的前车之鉴，但“许多国际制药公司依然热衷于投入巨资开发新型的COX-2抑制类药物”。不可否认，这种对于COX-2抑制类药物“终将大规模重返市场”的信心，很大程度上缘于市场判断。身为当事人的默克公司当然难以置身事外。默克在美国和中国药品监管部门未对万络发出任何通告及处理指令的情况下，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召回行动。其高层人士称：“我们做出此行为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对病人最有利。尽管我们相信，只要在万络的处方说明上加上新数据，此药便可以继续在市场上发售。”心有不甘，溢于言表。 “临床试验竞赛”在万络召回之后开始不断升级。默克的“23000人临床试验”、葛兰素史克的“20000人临床测试”……一切动作，都试图用试验数据打动FDA和市场，打消患者疑虑。诺华的Prexige，也同样要加大临床试验规模，以应对FDA对其“上报数据不充分”的指责。“研发管理药品风险的个性化方法，确定哪些基因生物标记使得人们容易因使用COX-2抑制剂类药物而增加心血管风险，哪些生物标记导致不同药物可改善不同患者的疼痛状况”，解决了安全隐患，我们乐得看到COX-2抑制类药物重返市场。但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药物研发的精细化和个性化发展方向让临床试验和二次开发成为趋势化模式，显露出日益重要的作用。这种改变，让全球患者受益的同时，也为以仿制药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医药产业提供了一种新的战略转型思路。（作者：沈民）（转载自《中国医药报》）

　　一方面是药物下架，官司缠身；另一方面是投资加大，市场反弹。万络召回事件引发一系列看似矛盾的连锁效应。这些效应背后，是全球药物市场利润实现模式的深刻变化。召回并不意味着一种药物被终结，市场的攻守换位无止无休，药物临床试验将贯穿于这种对峙的始终，并成为胜负存亡的关键。在这样一个“无限临床”的时代中，自主创新的空间不断削减，后续开发能力以及不良反应处理能力，将在市场竞争中扮演更具决定性的角色。 为了保证药物的安全和有效，一种药物从实验室到上市要经历漫长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四期临床”（临床试验、疗效及不良反应监测）。绝大多数经过动物实验的药物甚至永远没有机会到达人体试验和FDA审查的阶段。即便这样，临床试验仍主要局限在“前上市阶段”，集中于研发上游。新药研发过程极其复杂，在供选择的5000~10,000个化合物中，经过长达十几年的试验，最终成功的只有一个；而且各国对药品审批日益严格，审批周期不断延长，要求参与临床试验人数增加，研发成本增长。而新药上市后并不见得都有良好的销售前景，一般只有30%能带来收益。研发成本高、风险大、市场回报率低令各跨国制药公司面临巨大压力。 对跨国制药集团而言，对于已获证明的显效药物进行持续开发升级，是确保利润实现的最安全手段。COX-2抑制类药物显然是这类药物的最好代表。作为新一类消炎和抗风湿病药物，COX-2抑制类继承了传统非甾体抗炎药抗炎镇痛的确切疗效，而对人体胃肠道等无太大的副作用。但也有研究数据显示，患者开始服用万络后的前18个月，心血管事件（如心肌梗死和中风）的发生几率与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组患者没有明显差别；连续服用18个月后，心血管事件有增加的危险。这种临床研究结论的矛盾性具有辩证色彩，可让人做出“是药三分毒”的结论，但没有实际意义。对于市场而言，药、毒之间是一种选择的关系，丹尼尔?伯奇的话说得不错，“对于长期忍受疼痛的病人而言，药物的威胁实际上远没有媒体渲染的那样严重”。COX-2抑制类药物因无以往环氧化酶抑制剂对胃肠的不良反应，而颇受临床医生的欢迎，销售增长迅速。“大量COX-2抑制剂类药物撤市”的结局之一是病人可能因此贻误治疗。进一步的不良反映症状研究和修正，无论是在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上，都比完全推倒了重来更可行。万络召回，25亿美元的巨大市场成为线抑制类药物的安全性问题，打消人们对其副作用的疑虑，虽然难度很大，但却是第一选择。因此虽有万络落马的前车之鉴，但“许多国际制药公司依然热衷于投入巨资开发新型的COX-2抑制类药物”。不可否认，这种对于COX-2抑制类药物“终将大规模重返市场”的信心，很大程度上缘于市场判断。身为当事人的默克公司当然难以置身事外。默克在美国和中国药品监管部门未对万络发出任何通告及处理指令的情况下，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召回行动。其高层人士称：“我们做出此行为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对病人最有利。尽管我们相信，只要在万络的处方说明上加上新数据，此药便可以继续在市场上发售。”心有不甘，溢于言表。 “临床试验竞赛”在万络召回之后开始不断升级。默克的“23000人临床试验”、葛兰素史克的“20000人临床测试”……一切动作，都试图用试验数据打动FDA和市场，打消患者疑虑。诺华的Prexige，也同样要加大临床试验规模，以应对FDA对其“上报数据不充分”的指责。“研发管理药品风险的个性化方法，确定哪些基因生物标记使得人们容易因使用COX-2抑制剂类药物而增加心血管风险，哪些生物标记导致不同药物可改善不同患者的疼痛状况”，解决了安全隐患，我们乐得看到COX-2抑制类药物重返市场。但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药物研发的精细化和个性化发展方向让临床试验和二次开发成为趋势化模式，显露出日益重要的作用。这种改变，让全球患者受益的同时，也为以仿制药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医药产业提供了一种新的战略转型思路。（作者：沈民）（转载自《中国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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